节前，我们几个既是小学、中学同学，又是兵团战友的姐妹，相聚在“萝卜”家中。“萝卜”是外号，当然还有“土豆”和“菜花”等，都已响亮地叫了三十几年了。我们中间凡有关吃食的外号，皆为普通的品种；六十年代，不可能出现“西兰花”、“荷兰豆”的外号。“萝卜”出资，宴请携夫带子（女）的女友，服务小姐把红红绿绿的菜肴摆满了餐桌，孩子们挑三拣四地吃着喝着。他们中已有人和我们当年下乡时同龄。但当年围绕“吃”而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故事，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。

   我们到内蒙兵团的第一顿饭是馒头和熬茄子。当炊事员抬出一口＂巨大＂的铁锅时，有人忍不住惊叫且后退一步：锅内黑乎乎地东西冒着热气，一股说不上的气味扑鼻而来。从小不喜茄子的我，为了下乡前树立的“改造信条”，勇敢地吞下了一碗不知其味的黑茄子。以后，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，吃的都是这种无油少味的大锅饭。

   十六七岁时，我们真能吃。就着臭豆腐，能吃三个大窝头；胃酸直冒，也挡不住＂全麦面＂馒头的诱惑；闻到“钢丝面”的香味，涎水马上溢满口腔；偷偷买一斤硬硬的糖块，姐几个走在路上，三下五下就嘎吧完毕。我们尝试着吃一切可以生吃的东西：夏天，偷吃黄瓜、西红柿，战兢兢也美滋滋；冬天，菜窖里大嚼胡萝卜、白菜心，阿Ｑ式的自诩“土豆赛鸭梨”。那时节，我们可不知道粗粮有利健康，生菜可以美容。

   有一任司务长要以节粮的“政绩”争取入党，每餐限量供应，女生还要把定量“自愿”捐给男生一部分。于是，我们总是觉得饥饿难耐。一日熄灯后，姐妹们睡不着，照例举行“精神会餐”－－回味记忆中的美食。聊到激动处，有北京姑娘高呼：毛主席啊毛主席！我们怕是见不到您老人家了。大家苦笑而眠。第二天，连长为此事“上纲上线”地狠批当事人；显然，我们中间出了“告密者”。从此，“精神会餐”也多了根“政治弦”。

   在兵团，我们能见到的动物是马骡驴牛猪狗，吃不到鸡鸭，也看不到鸡飞鸭跑。长时间不见荤腥，谗得胆大的男生敢吃黄鼠和病猪。有一天，不知连长用什么手段买到一大群鸡，平均每人一只（现在猜想也许是病鸡？）。一上午，我们都在盼着那顿中午饭。捧到香喷喷的鸡，人人“埋头苦干”，庭院一片咀嚼声。其气氛绝对是肯德基老板梦寐以求的．突然，有人忿忿地说：“我的鸡只有三条腿，肯定被炊事员偷吃了！”听此言，不少人忙在碗中翻看。稍顷，一个声音犹犹豫豫地问：“鸡应该有几条腿？”几秒钟后，人群中爆发出震耳的笑声，直笑得弯腰捂肚流眼泪。我们不仅为这个常识性的错误而笑，也因为有鸡肉吃，从肠胃到心理都舒畅而开怀大笑。笑声和眼泪多少有些苦涩，但那时的我们，特别容易满足。

   在中华民族不幸的年代里，我们曾失去很多很多；今天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覆辙。然而，我们从饥饿中得到的东西，今天的孩子也很难再拥有。有关＂吃＂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我们对“吃”的感觉也将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着。